我国权力领域主体开展的公共活动范围一直以来十分广泛，管理公共活动的职能很多，必然产生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备，市场领域主体也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市场领域唯利是图的本质依然存在，造成市场领域对资源调控存在各种问题。
而当代社会领域主体逐渐成长，但依然没有被社会所认同，造成整个社会都会存在的主体公共性缺失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只可以通过促进公共领域参与主体的全面化与多元化来解决，既要克服政府失灵，又要克服过于市场化、自由化所带来的社会公共性破坏的结果。在社会建设领域，只有国家部门以及市场企业有直接的建设参与资格，而对于广泛存在的社会领域主体，自发性建造是其主要的建设意愿表达的方式，从这一点上来说自发性建造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公共性理论中的社会三领域观点，对社区自发性建造的主体进行细致分类，并通过案例实证来研究建造过程中各主体间关系，尤其是社会领域主体在其中的主导地位。然后通过实证案例总结在自发性建造过程中，各主体的应当持有的行为准则，并以此进行基于主体公共性的自发性建造管控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足，广大的乡村区域主要的社会公共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式关系，因此以家庭为单位是传统社会社区自发性建造行为的主要主体。但随时代进步，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逐渐被业缘关系等公共关系所取代，再以家庭为单位定义社区自发性建造的参与主体明显无法完全解释当下正在涌现的社区自发性建造新主体，从而对社区自发性建造的研究造成了障碍。
当下社区自发性建造主体能结合更广泛的现代社会关系网络来加以描述。复杂性学科相关研究中，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定义从初始的血缘、业缘、地缘关系，转换为从具体的地理空间解放出来，并以个人社会网的范围重新界定的关系。
社区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体，是唯一由全体社区居民直接选择产生的，因此社区虽然是国家基层组织，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居民经过公共性自组织成为的社区主体属于社会领域主体之一。
虽然我国公民社会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但是社会过于依赖政府或者政府过于重视自身行政力量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
首先，政府部门对于社区自发性建造的管控比较保守与僵硬，忽视社区自发性建造主体的主导地位，企图用行政命令加以直接引导与管理。
其次，市场力量由于逐利性的本质，作为社区自发性建造主体力量的一支，往往会因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而放弃应有的公共利益。社区自发性建造中市场主体力量的定位不清。
最后，社区自发性建造最重要的主体力量——社区居民自身对自我责任与意识缺位，寄期望于全能型政府对社区公共性事务进行统一集中管理。
但是当前社会公众需求“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从基础设施向多元化公共设施转变，政府部门难以适应。同时出于效率的考虑，政府部门主导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均衡地全面地覆盖。因此，社区自发性建造的主体作用定位也不清。由此可见，社区自发性建造公共参与主体范围广泛，内涵丰富。范围如此广泛的主体类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组织，从而达到从主体入手对社区自发性建造进行相对有效管控的目的，还非常不清晰。
目前的现状上看，由一种主体主导的社区自发性建造行为，在带动其他主体共同参与方面难以有效开展，这里存在着社区自发性建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不同主体的作用与目标理解不清，导致产生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
社会学对于多元共同体的研究表明，主体自身的属性影响着具体的行动与价值取向，但是多种主体共同产生的主体间性会超越主体性，从而产生了共同主体性。虽然市场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社区居民这一主体加入后所产生的多种主体的价值取向就会产生变化，而这种多主体的价值取向必然会超越市场单一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需求，从而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但是对于这种结果产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多种主体之间充分有效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在清晰社区自发性建造不是家庭自己的私事，而是社区整体的公共性事务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明确多元共同体在社区自发性建造中的主体地位，共同管控社区自发性建造。
下面将以具体实证案例，分别描述不同主体主导组织多元共同体的过程及特征，并归纳分析成熟多元共同体在社区自发性建造治的模式与机制。
第三部门：第一部门或公部门（Public sector）与第二部门或私部门（Private Sector）之外的，既不是政府机构单位，也不是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称。一般常见的社团法人、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NGO）通常都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
随着社会化改革逐步深入，第一部门高度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第二部门也获得了自我的完善与成熟，但真实社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前两个部分出现了功能失灵，问题被暴露于社会中，自然引发了第三部门的产生。
自组织理论认为，社区本身是一个由要素以特定结构组成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来规范社区群体和社会组织行为；而自组织的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社区，自适应地调整和规范现有的行为规则及社区准则，进而使社区自组织系统产生变化。运用自组织理论复杂网络理论以及公共性社会三领域理论，我们可以解释社区自发性建造主体自组织，形成多元共同体的内在机制。
总的来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建造行为与市场主体的参与、政治领域主体的支撑博弈，构成了社区自发性建造参与主体的机制。社会领域主体政治领域主体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调节社区自发性建造行为。市场领域主体通过资本运作改变了社区自上而下发展的模式，给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区自组织建设中增强了资本支持。
下文的案例选择涉及社区自发性建造不同主体主导的模式，通过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分析方式直观形象地表述不同社会领域主体在社区自发性建造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权力领域主体、市场领域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与方法。
社区居民自组织形成的社区，自组织程度较高，集体行动力强，集体组织程度高，社区整体作为社会领域主体能够主导社区整体社区自发性建造，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居民共建为导向就是指社区集体能力比较高，通过资源的有效统筹集中的方式，参与公共集体性建造，改善社区公共生活与公共形象。
星火村位于浙江省嘉兴桐乡市崇福镇西部，东临规划中的镇行政中心，南临城郊村，西与利顺村以京杭大运河隔河相望，北背新益村。贯穿南北的桐德一级省道，崇福镇主要街道崇德西路伸入该村腹地，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全村总面积 2103 亩，现有 25 个村民组、600 户、2383 人。
星火村以杭白菊、晒红烟、小湖羊皮等传统特色农产品为主体产业。改革开放以来，该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集制造、加工、商贸经营为一体，尤其为小湖羊皮被誉为国际裘皮市场“四大羔皮”之一，年产量近 30 万张，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结构，目前各行各业正在不断的蓬勃发展壮大。2007 年全村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3.58 亿元，农民人均存收入 10180 元，人均集体可支配收入 417 元，村可支配资金200 万元。
在星火村，普遍的民居建造都是在 10 多年前进行建造的，房屋外观残破不堪，居民们为了自身生活的便利，建造了大量的违章建筑，生活环境质量恶化，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社会问题频发，市政配套设施落后，而且随着崇福镇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村内建设新房屋，但在政府的土地政策的管控下，新房屋的建造逐渐减少。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位于崇福镇城郊结合的部位，崇福镇的主要街道崇德西路直接连通星火村。由于城市发展的迅速，星火村也因此成为了推动城乡快速发展的踏脚板。
但在星火村内，村民以农业、养殖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得环境脏乱不堪，并且违法建筑较多、治安管理不当。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启动快速城镇化之路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崇福镇城郊结合的村落，星火村中近百户村民得到了第一批的开发征迁，由于是第一批开发，政府对安置这部分农户的征迁补偿政策相对放松，这其中包括认知局限、资金局限。后来在国家对土地政策不断的收紧，政府也不断的完善对征迁补偿的政策，并对相应的征迁补偿费用进行了修改。在星火村后续的开发中，村民们对比以往的征迁补偿和安置方式，认为政府给予的政策和资金不能满足他们的店面安置、自建安置要求，而政府也认为一旦满足这种高额的拆迁补偿安置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往后的征迁工作将会更加艰难。由于安置方式和补偿费用的方面村民与政府之间未能得到统一的意见，最终未能如愿的对星火村进行开发。
在政府与村民双方对开发星火村项目不退步的情况下，经过讨论后，星火村村民同意通过自主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负责星火村的自主开发。将星火村开发地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村民公寓安置房，另一部分为商业、住宅销售。并以“公寓安置+股权分红”为基本形式，在拆迁中，每个拆迁户将会获得安置房，同时可以低价购买商铺。
在该方案中，政府组织负责土地的征收、办理农户养老保险、腾空房屋、清理垃圾的工作；村民们自发组织村民大会，进行公开签约和土地征收。通过这种方式，星火村的闲置资源，如私人宅基地、限制集体土地统筹起来，参与集体统一运作。
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为村民们选择了崇福镇区上最好的地段作为安置区的建造，其位置距离镇上最大的语溪公园仅百步之遥。在村民们创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村民们开始对建造房屋进行整体规划和套型、户型结构设计。在房屋拆迁评估中，房屋安置面积交由专业的第三方进行核算，并公示，按人按事对遗留问题进行合理的协商，予以解决。
星火村书记沈迎新提出了以居民共建的建造方式，在村里自己开发项目，并在带领88 户村民代表参观昆山市千灯镇的建造管理模式，感受该社区便捷的社区服务、优越的社区环境、自发建造的酒店式公寓后，提出运用“自主决策定民调、自主开发集民智、自主监督借民力”的“三个自主”拆迁创新的方法，让村民自己管理项目，并可以在项目中分到住宅，并从中获得红利的方案以解决星火村的现状。
在星火村的改造计划中，自 1998 年起便对星火村进行开发征迁，但由于早期率先开发征迁的工作不够成熟，导致星火村后续的开发工作得不到村民的认可，使得开发工作后置。
星火村村民自发组织建设公司，十分支持村民们的自发性建设，并推出了《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医疗保险办法》引导政策，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缴纳的医疗保险安置费和医疗保险费由市土地收储拍卖部门、原村集体以及被征地农转非人员按 3:3:4 的比例共同承担，且给予资金扶持推进安置区建设。
在本次星火村改造的项目中，政府只作为一个协助居民公建的角色为以后的城镇化建设开发奠定了基础，在该过程中，制定前瞻性计划的角色由政府承担，政府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引导农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让居民自发建造自己的社区，保障村民的利益。
在星火村的项目中，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指导下，在村民主动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下，在政商各界的规划与建设下，形成了桐乡市与众不同的自我治理形式，“法治”实现上位资源配置后与“德治”、“自治”共同形成了“三治”改造典型案例。
该方法解决了钉子户的问题，使得村民能够达成拆迁安置共识，村民会议上，公寓安置协议以及出租店面股权分配形式都是在经过村民间的充分协商而实现的，村民的目的是最终的共同获益。
在该居民共建的项目中，星火村的村民自发组织村民小组并开发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切的事宜都交由村民们做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情。该方法使得村民的开发的利润不会外流，资金开发完成后，除用于村民回迁安置外，资金将全部归到公司来管理。尊重并发挥村民在城乡建设中的重要性，政府退居次位，让村民做最好的决策，政府的作用只在为村民提供资金帮助和政策扶持上，充分保障村民们在城乡建设汇总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权利保障，不但有参与权，而且拥有收益分配的权利。村民通过城乡建设发展应当从中获得长效红利。
该项目实践给往后的城乡建设建立了基础，在星火村中，村民的态度从拒绝拆迁到主动拆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村里的不动产转化为可分配的虚拟资产—股权，村民脱离了不动产的约束，带着股权进城，可以享受农村不动产的分红福利，同时可以凭借市民身份享受城市提供的各种公共便利。
建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资产运营、委托管理、民主监督的管理体制，实现原村民变股民，这种做法既保障了村民的产权权益，又使他们减少对土地的依赖。这种居民共建的方式既可赢得民心，又提高了政府对村集体的支持。在本次星火村的城镇化建设中，村民增加了收益，政府缓解了土地紧张的状况，使得村民、村集体、政府三方获益。
对于一些自组织程度较弱的社区，社区居民通过相对程度较低地自组织形成的社区，集体行动力弱，集体组织程度低，社区整体作为社会领域主体不能完全有主导社区整体社区自发性建造的能力，必须依赖于其他类型主体进行相对有效组织。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居民共同组建的社区与市场企业共同参与社区自发性建造。
社区通过自组织的形式统筹闲置资源，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转化为资金，再利用资金与开发企业合作，共同建造社区公共产品，比如公共安置房、公共活动设施等。通过这种自发性方式改造社区，提升社区生活品质。
猎德村是广州老八区中保存最完整的水乡之一，阡陌水渠，千年积淀，物产丰富造就了文化的积淀，猎德村内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几百年来的“小桥流水人家”水乡格局，猎德涌作为猎德村的骨架，猎德桥则是行为交流的节点，街巷围绕一河两岸渐次展开，猎德码头、祠堂点缀其中，共同构建了岭南水乡的乡村肌理。你可以在在这里找到最原始的当地民居，历经世代修缮的古祠堂，被雨水冲刷的发亮的古石板街，沿着河边的青石板小路，沿河水乡风貌保留完整。
随着广州珠江新城 CBD 的快速发展，2007 年以前的猎德村原有总建筑面积 68.6 万平方米，并且都为高密度的农民自建住宅，面积小，其居住环境质量差、安全隐患大、社会问题多、违法建设泛滥、消防隐患严重、治安环境复杂、卫生条件恶劣。
在广州的其他城中村改造中，村民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影响，大部分村民对拆迁改造的工程项目本身不太了解，包括政府的改造规划、拆迁补偿方案、改造对日后生活的影响，对改造资金来源以及对工程“烂尾”和“”工程的担忧。猎德村也不例外，村民担心给予对方议价优势会降低自己的利润，而政府认为给予过高的赔偿会使得对其他城中村开发项目时会越发艰难，因此在双方的博弈中，容易造成钉子户的现象出现。
作为改造中的主体，猎德村村民受到的影响最大。由于猎德村优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的村民以出租房屋给外来人口作为其经济收入的来源，因此村民担心在改造的过程中，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与此同时，也对村落被改造后，是否会同时失去村民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城市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领域都具有相当偶价值的福利。
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猎德村中的传统文化空间、肌理布局不断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破坏，造成基于这些空间布局所产生的生活场景、生活记忆、公共活动也随之变化和影响，使得猎德村内的祠堂建筑、民俗文化、地方认同等历史印迹因其生长环境的破坏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2007 年 5 月在广州市天河区政府的主导下，以村民为实施主体的猎德村改造项目正式开始。经过村民们的集体讨论后，共同决定成立猎德经济发展公司。在拆迁补偿的方案中，村民们采用“三分制”的土地使用原则，将猎德村原有土地分为西部商业区、南部经济发展地和东部安置区进行改造。
其中西部地块转为国有土地，调整为国有用地所得土地出让金在扣除国家、省税费后全部划规村集体作为商业用地，投入市场，进行拍卖操作，通过拍卖获得资金用来支持旧村改造项目中使用，于拆迁补偿、临时迁移费用和动迁费用等；
东部地块和南部地块依然保留为集体土地，而东部地块作为复建村民的安置小区；
在该方案中，猎德村经济发展公司采用“原位安置”、“拆一补一，违章补成本”的方式，通过将土地进行产权拍卖的方式置换开发商对该村安置房以及五星级酒店等集体物业的建设的模式进行改造。
政府为缓解开发商的经济资金的压力，出台了开发商可以延长两年缴纳土地出让金期限的政策，以防止开发商因为出让金清偿期限短，产生资金链断裂引发整个工程进度延长，出现工程烂尾现象。
在猎德村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中，开发商富力地产和合景地产以 46 亿元的价格拍卖到了猎德村的西部地块进行商业开发。而村民获得土地拍卖资金中的 38.6 亿元邀请开发商对对猎德村安置房和酒店进行建设。即在对猎德村的城中村改造中，通过以土地产权拍卖的形式置换开发商对村民安置房的建设。
在对猎德村的安置房的设计中，开发商秉承现代建筑简约、立面清新自然的设计风格，强调室内外空间丰富的流动的设计理念，为猎德村的安置房改造设计了 13 中户型，户型的设计上各具特色，注重居住环境与空间使用的舒适性与丰富性，户型统一朝南，优化其日照、通风等条件。在立面设计上，采用色彩统一的浅白色与中灰色墙面，窗台和栏杆等细部构造的设计也充满现代简约、舒适唯美的风格。
受历史文化的影响，猎德村中遗留下了较多的历史文化建筑，所以在猎德村的整个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村落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岭南古村落特有的文化气质在猎德村的改造中得以延续。猎德村整体改造并不是将现有的村落建筑全部拆迁推倒，而是采取保留并对其进行保护修复，完整保留龙母庙，并以龙母庙为中心，对村内重要的祠堂庙宇与代表性的民居沿河两岸进行重新规划设计，通过一系列改造修复措施形成的宗祠文化区延续了传统特色，而在猎德大道东岸，两至三幢极有特色的“握手楼”通过改造成为猎德改造博物馆向市民开放，在猎德大道以西，沿着猎德涌两侧新建了一批仿古建筑，形成了以特色餐饮业态为主的历史文化风情街，市民认可度极高。
同时还设立猎德村村史博物馆，将猎德村改造前的物品以及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过的旧龙舟、沾着黄泥的犁耙、木桶、水排等旧物品陈列在村史博物馆中。龙舟大赛作为猎德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被继承，新的龙舟湖在宗祠文化区后挖建，端午龙舟赛后将龙舟埋在湖底，寓意猎德精神代代相传。
经过猎德村村民的共同商讨下，村集体成立猎德经济发展公司，并经过一直讨论通过猎德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方案。该方案采取“拆一补一，违章补成本”的安置方法，并同时采用阶梯式安置方法，对村民持有的合法产权证明上的建筑面积为基础，四层为上限，四层以内不足的建筑面积按整层补足，在四层及以上的按产权证明进行安置回迁。
在阶梯式安置方法中补平的面积，村民们可选择增加或放弃安置面积，增加面积按照3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放弃安置面积，村集体将按照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标准进行赔偿。即使是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也不直接拆除，充分考虑其材料存世，按照1000元/平方米赔偿。该方案有理有据，有情有义，满足了绝大部分村民的利11障，促进城中村改造的进展。
猎德村的改造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企业介入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施主体的城中村改造。政府的主要参与作用是协调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平衡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组织的三方力量，并为开发商和村民给予政策与资金的支持。
猎德村城中村的改造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但直到 2007年为止，对该村落的改造方案依然滞留在方案阶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主要的原因是：1）政府禁止开发商参与城中村的改造工程，防止开发商非法获取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村民集体利益；2）由于政府资金不足阻碍城中村改造的进程。
而在2007年，猎德村被列为广州市城中村全面实施改造的第一村，打破以往不允许开发商介入的条例，第一个突破性地有开发商介入的改造项目。猎德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与开发商共同合作参与主体实施”为总体思路，以“土地产权拍卖置换开发商对村民的安置房进行建设”的创新模式进行改造。
在该过程中，在政府财政不投入、政策上支持与配合，民间企业与村集体结合起来的三方力量集结基础上，村民们与开发商自发商讨，合理确定建筑容积率，确保改造资金的平衡，由民间企业与村民主导进行城中村改造，使村民获利，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城区面貌，保存和延续传统文化。
社会非营利组织是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的社会领域主体，通过自发行为提升社会公共利益。社会非营利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重心，成员组成也各不相同。有些是偏公共服务性质，有些是偏公共咨询性质，也有些是学术性质。
社会非营利组织有效提升了社区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多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社会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的方式购买其社会公共服务的形式，共同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而以社会非营利组织主导的社区自发性建造也就比其他主体更加具有公共服务本质，成为社区自发性建造的重要主体之一。
杨柳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茂县太平乡境内，地处岷江西岸，平均海拔近 2600 米。国道 213 线 公里。原杨柳村坐落在高山上。辖两个村小组，共 74 户、348 户人，羌族占其中的 99%，另外 1%则是松潘江等地嫁入杨柳村的藏族人。村落中主要以种植玉米、白菜、卷心菜、辣椒、土豆等农作物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并会饲养少量的牛、羊、猪等家畜。该村是茂县内为数不多至今还传承着羌族文化的村落。
村落至今仍保存了羌族古老而独特的婚丧嫁娶的礼仪，以及频临失传的羌族多声部合唱。在杨柳村中，要是有家庭举办婚丧嫁娶或者是庆贺生子、帮忙立碑、探望病患等，全村的村民都得参与其中，这也是由于在村中“竹根亲”的现象较多，全村落的人都是亲戚，而一个家庭的婚丧嫁娶全村的人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并由一个主管进行分工，这种自组织的行为村民往往是很愿意接受的。这种全村都动员起来且有序进行的场面实属壮观。晚饭后，当地妇女穿上精心刺绣的蓝色或绿色花边长衫、绣花围裙、系飘带腰带，黑色或白色的头帕民族服饰和村落里的人们一起跳“锅庄”。
在杨柳村，家家户户都会说羌话，为保护这门传统的语言，村落上的孩童从小就开始学习讲羌话，直到去乡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才会慢慢学习汉语。而且在杨柳村中，家家户户都会将羊头挂在山墙上的传统，并将羊视为崇拜之物。这一传统的来源于这么一个关于羌族文字的传说：在很久以前，羌族是有文字的，并且羌族的祖先将其记录在一本书上。那时的羌族人都以放羊为生，而有一天羌族人祖先在放牛的时候睡着了，羊跑来吃掉了记录着文字的书，然后羊就飞天升仙了，羌族人自此之后就没有了文字的记载。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杨柳村位于青藏高原东南，属高原性季风气候，由于受到西风影响，年均气温 11.0 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11.6 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 32.2 摄氏度，全年无霜期 215.4 天，年平均日照 1549.4 小时。由于海拔高低悬殊大，垂直气候和地区气候相对明显，局部气候复杂，日照充足，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多风，四季分明，冬冷夏凉，昼夜温差和地区温度相差较大。由于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上，是地震高发地带，该地段存在着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隐患，并且伴随大量灾害天气。春季大旱，夏季暴雨洪水冰雹泥石流经常发生。
1933 年 8 月 25 日 15 时 50 分 30 秒，茂县叠溪镇发生了里氏 7.5 级地震，造成附近山体呈单条阶梯状下滑，距离达 500-600 米，四周山峰崩塌，导致局部地区伴有泥石流的现象发生。叠溪地区及周围 60 多个城镇、村庄全部覆灭，地震造成 6800 多人死亡， 2500 多人失踪，1900 多人受伤，牲畜死亡 9600 多头，近 5000 多间房屋倒塌，其中茂县 1/3 房屋倒塌、汶川 3/10 房屋倒塌、松潘 3/10 房屋倒塌。地震引发的山崩地裂造成了岷江断流，江水倒流，使得部分房屋和农田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淹没和损坏。这场地震也摧毁了杨柳村的房屋。由于当时的建筑普遍都是以木结构或者是砌石建造的碉楼抗震性不强，因此地震和山体崩塌，万石飞空，木石相击，造成房屋震坏倾斜，完全倒塌。
因此杨柳村中，有一队的村民迁移到了山腰修建新房，而留在山上的村民依然留在高山上重建房屋。20 多年前住在高山上的其他杨柳村的村民也陆续搬迁到山脚下的阳村，并在此购买了基地自发修建起了农房。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 8.0 级地震，身处龙门山断裂带的杨柳村深受影响。
杨柳村虽然在此次地震中并无人员伤亡，但由于木结构和石砌建造的房屋造价低，该结构抗震性能低，砌体墙、砌体柱强度低、龄期长，在地震中易引起屋面破坏和局部倒塌，使得在此次地震中造成大面积的房屋损坏，部分房屋出现倾斜、开裂、倒塌严重等问题，受灾情况十分严重。
在杨柳村羌族人都聚居在独具羌族特色的羌寨中，他们以石砌民居——碉楼著称，一般的碉楼有三四层，属于石木结构，以当地土石为原料混入牛、羊毛的黄泥垒砌而成石墙，不用绘图、吊线，全部凭借高超的技艺和经验进行建造，内部使用圆木作为支撑结构和梁使用，楼面为木板搭建而成。
但这些房子的建造缺乏专业人士的技术指导，因此这些传统建筑的抗震性低，遇到地震或者其他地质灾害是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村民居住在该建筑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住房问题仍然严峻，一部分村民居继续住在危房中生活，少数村民搭建敞篷居住。由于在地震后，政府给予的各项物质都比较齐全，因此，解决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地震之后，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组在对杨柳村进行地质检查中发现村民原住的半山腰的两个位置分别存在着地质隐患，容易造成山体崩塌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到村落中居民的生活，使得原来居住在半山腰的居民不得不继续往山底安全地带迁移，但由于当地村民的经济能力不能负担起异地迁移所带来的高额建造费用，因此有一部分的村民选择了留在危险的高山上进行原地重建，使得村民的居住得不到安全的保障。
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选择原地重建与异地新建的方式进行自我房屋的建造。因此杨柳村村集体组织开展异地重建的项目，但由于当地的村民经济水平不高，生活压力大，最终只有28户村民同意异地新建。于是在当地政府建议村民自发的集中山底下的50亩沙地，并以 5000 元/亩的价格购买，购买所需的钱由同意搬迁的 28 户村民进行分摊。当地村民对建设用地进行了规划划分，使用抓阄分配的方式进行基地的分配，再让各家各户自发建造房子，并打算使用石头和木材的材料进行传统羌族房屋建造。但由于在村落中会砌墙的工人缺乏专业经验，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在建造该类型的房屋时存在这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且村民们自发进行的场地规划无法满足村民的生活空间和舒适程度，使得村民住房条件得不到保障。
为了使杨柳村的村民居住在安全的房子中，并为了保护羌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及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议，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成立了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并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罗家德教授主持相关事宜。
该团队由多方企业、高校、学者等共同组建而成，其目的在于整合多方力量进入灾区，开展区别于“重建就是盖房”的全方位可持续性重建计划——杨柳村重建计划，旨在帮助村民重建结合羌族建筑的风格和形式的房屋。
在该项目中，清华团队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技术帮助，还起到了调和村民之间的矛盾的作用。并且，在推动全方位可持续性重建计划上，联合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资金支持，乡村建筑工作室、正轩文化交流中心和欧特克公司的技术支持，为杨柳村的灾区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华团队联合设计和工程软件公司欧特克（Autodesk）发起的农房重建技术援助计划“马尔康行动”，并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第三工作室（简称乡村建筑工作室）、绵阳市正轩文化交流中心等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由欧特克公司、南都公益基金会、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以及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提供资金，以乡村建筑设计师谢英俊提出的，冷弯薄壁型结构住宅为主要建造方式，为杨柳村的村民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团队一行到达后，向当地政府和村民介绍了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的方案和绿色轻钢农房的特性，并展示了四幢羌族传统风格的采用轻钢技术修建的示范性建筑的资料。
图片来源：《茂县太平乡杨柳村灾后重建-轻钢结构房屋体系示范生态重建》乡村建筑工作室
乡村建筑工作室团队采用具有较好的抗震性的镀锌冷弯薄壁型钢作为房屋的主体结构和使用梁柱系统作为结构主体。结合当地气候环境、民间风俗、生活习惯等设计出近 20 种户型，包括独栋、双拼、联排及一楼一底、两楼一底等，并考虑到房屋开间、进深、层高、布局、楼梯位置等多种因素。村民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形、自家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等因素来调整大小。例如根据杨柳村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将一层用于圈养、储藏，二层及以上用于居住，或将一层作为客厅，后院放置农具，房屋的周边扩建厨房、猪圈，使得建造的建筑保留当地传统的建房习惯，并创造出村落建筑的多样性。
在该项目开展之前，在乡村建筑工作室的帮助下，清华团队在杨柳村建立了一个绿色农房的培训营，目的在于培训当地村民建造绿色农房的技术，利用开放的建造体系来“协力造屋”，让村民学习如何用简单的操作工具来自我组装轻量型的钢建房屋架，并结合当地气候、传统民居外形等，使用不同的材料如石板、瓦片、彩钢板等建造屋顶。
但在该项目中，让村民学习如何建造房屋并不能解决当地的建房难题。由于该地区十分贫穷，为解决造价问题，建筑师决定使用当地传统民居砌石墙并利用当地河边石的天然资源的建造方式，以降低轻钢架的造价。
同时，当地政府为解决灾区村民的建房难题，出面调控砖石的价格到正常范围，以减少村民的负担。
在项目建造地梁的时候，村民们在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用大半个月的时间将房屋的地梁搭建起来的。可是在组装钢架的时候，虽然有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专业人士的指导，但由于架钢架需要一些手脚麻利并对该技术有一定认识的人，因此村民们自发组织讨论出一个搭建钢架的方案：在建造的 12 栋四联排和 3 栋双拼中各推选12 个和 5 个村民进行钢架的搭建，并在村内派遣两名村干部和一名村民负责后勤工作，从而建成了 18 人的钢架队。该钢架队在之后的架钢架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公共空间方面，清华团队自发募款提供资金，建造杨柳村的村内公共活动室（简称示范房），并带领着当地自愿参与建造示范房的村民进行建造。建造的示范房，一楼作为村史室使用，二、三楼作为志愿者及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使用。并在建造完成后二十年内由清华团队作为重建经验示范、培训、跟进研究基地使用；二十年后归村集体所有。
在外部机构团队的介入之前，杨柳村当地的村民已经开始自发组织起民间的团队，希望通过传统的建筑技术来修建房子，但由于村民的专业知识不足，会造成村民的住房问题成为障碍。因此，在清华团队的介入下，居民们在清华团队的指导下，自发组织并修建自己的房屋。
在该项目的建造过程中，主要以换工制度的形式进行房屋的建造。在杨柳村，换工是基于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行为，广泛存在于杨柳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农忙与建房时节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换工制度正好符合建筑师谢英俊“协力造屋”的理念，其核心是建造一个小区域范围内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并且符合当地政府推行的“以工代赈”的政策。这样的做法可以让灾民自己来建造自身的房子，省去请工人和砖头水泥的钱，来降低房子的造价。
在该项目的建造过程中，当地政府为支持鼓励村民的自建房屋，推出一系列的扶贫开发政策，而“以工代赈”在该项目中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该项目中，杨柳村的村民大多是以换工的形式来建造房屋的，并没有政府参与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工程。当村民们建造房屋时，政府为降低村民们建房费用，出面将市场上的砖石价格调低。
在杨柳村的案例中，社区自发性建造的现象是在清华团队进村之前就开始有这种自发组织建造房屋的行为，只是在规划和建造的过程中，村民们没有受到较为专业的指导，导致村民在规划过程中随意规划，并且由于当地村民经济水平低下，部分村民认为只需要在原地重建房屋即可，并不需要异地新建房屋。
在社会公益组织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下，村民们开始自发建造起了具有羌族传统风格和形式的冷弯薄壁型钢结构的房子，并共同为社区自发建造公共空间。在建造过程中，村民们和社会公益组织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会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进行讨论，并由村民进行实施建造。由此形成的社区自发性建造让村民们可以成为真正参与者，为自身的房子进行建造从而从中受益。
在村落建成后，清华团队回访时发现，当地的自组织现象越发低下，村民们不再自发的出工、协商合作、自组织劳动力建造公共设施和设备。村内的下水道、联户路以及村外的河堤的建设都是由政府修建的，使得杨柳村的建造方式和行为成为了以市场力量来主导。造成这些原因的根本是在关于杨柳村重建的新闻报道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对杨柳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奖项接踵而至，慢慢的变多的政府力量和外部投资的介入，使得杨柳村村民认为依赖外部的帮助和扶持就能够发展处精品旅游，村民普遍认为政府和外界组织会一直扶持村内村貌和设施的建设，造成村民自组织、自治理、自我觉醒在重建后退居次位。
其次是由于清华团队在村落建成后便撤出杨柳村，使得村民在没有社会公益团体的监管和帮助下，村民们只能依靠政府的扶持建设。在政府力量介入过高时，自发性组织便成为了市场经济，使得村民在开展一系列项目前会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最终导致自发性组织现象无疾而终。
旧县村位于广西阳朔县白沙镇，位于遇龙河的中端，地处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群，周边群山环绕，背依凤冠山，地貌以石山、丘陵为主，山地为辅，村前稻田阡陌交通，遇龙河当地人称小漓江，村庄周围围绕多座大山，从村口远望可见远山，有左青龙右白虎，山环水绕之势。旧县村面积约 32.37hm2，共计 253 户居民，1285 人（2007 年止）。当地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于务农及务工。旧县村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的理化性状较好，是水稻和蔬菜高产种植区，并且是以自家养牛、当作畜力、帮助耕地；且每家都养 2-3 头猪、年底出售。
旧县村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的唐武德四年（621年），多以汉族人口居多，但同时也有着极具特色的风俗民俗。
在旧县村内，建筑风格受到移民文化及湘南的影响，秉承中原对称格局，并在逐渐适应广西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后，亦受到当地木构干阑建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由、灵活、注重完善通风采光与排水系统的建筑布局。
旧县村属于广西历史建筑遗迹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落中保留了大量民居和公建，不但建筑群，连门楼牌匾等都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和科学研究价值。在旧县村中，处处凝聚着明清时期南方传统的建筑精髓，青砖、回廊、雕窗、画栋、坡面屋、马头墙等，结构严密，布局精巧。村内现存民居多建造于清代，共计 44 座。黎氏宗祠就是见证历史的代表，在宗祠中，耸峙的马头墙、精致的雕梁画栋、起伏的青砖瓦片都散发着一种历史印记。每个院落都是规整的长方形，宅院居中而置，正向朝大门外，两侧的宅院朝向院落内部，宅院面西而立，正面的外墙除了高大的正门外还会有少部分的开窗，窗雕精致，翘檐别致。宅院与宅院之间排列紧凑，错落有致。在宗祠门前，至今还保留着进士碑和将军纪念碑，碑上的雕花十分精美，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的气派。
旧县村由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多山多水的景观。而其传统村落的布局受到多山的影响，使得建筑围绕山体形成多个半环形的分布聚落。旧县村的民居与公共建筑常用传统建筑材料来建造，如青砖、石头、木材等材料。由于当地的气候属于春夏多雨潮湿，采石便利，因此石头广泛应用到了建筑基础、柱础、门框、墙体转角处等位置。
而木材则选取杉木作为主要的木结构，由于其抗腐和抗压性能稳定、不易虫蛀且自重交轻，不易变形，被广泛应用于柱、檩、椽等部分。传统典型民居建筑为三开间，当地人将该三开间的建筑称为“三人空”。其特点为中轴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上的是厅堂，主要用于礼仪活动与日常起居，水平放置在中央的板壁为神龛用来供奉神位；厅堂的两侧对称分布，一层作为卧室，二层作为储藏室，在厅堂后面设有楼梯一边上下通行，而有的民居则用作厨房使用。由于当地村民建造民居时讲求人文风水朝向，可能会因为朝向不好而偏转门楼、加设照壁等对建筑的建造形式进行调整，传统典型民居建筑后来被演变成了其他复杂的民居建筑。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外流到城市务工，农村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农民群体发生剧烈的分化，农民住房需求日趋多元化，农村住房建设速度迅速加快，旧县村也不例外。
在建造新房屋的时候，由于没有专业的规划和技术上的指导，房屋布局既分散又零乱。在农民住房迅速扩张的同时，相关管理规划体制依然落后，使得旧县村逐步呈空心村的方向发展。
旧县村在 1400 多年悠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保存完好的黎氏宗祠外，还有许多的历史民居建筑，其建造的精致程度不比黎氏宗祠等差，但由于城市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旧县村一代又一代人逐渐搬离村落，居住在老房子的村民越来越少，一部分村民将原有的历史民居建筑用作圈养牲畜、储存物品或者工具房使用，而部分村民仍居住在历史民居中，由于村民缺乏对村庄内建筑的保护意识，对历史建筑任意加建，过度使用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除了村民缺乏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因素，例如是资金问题和产权纠纷等等，使得古村落中的历史民居建筑缺乏人员管理、修缮而日渐坍塌。
2007 年法国环境保护人士 Frederic Coustols（简称 P.F.C.）在游览广西省桂林市阳朔县遇龙河风景区时，被当地的人文风貌所吸引。为保护该村落的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P.F.C.开始组织旧县村的保护更新活动，成立了 D.a.S.T.（Design a Sustainable Tomorrow）工作坊，并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以学术合作形式建立联系，大学生为主的学术工作坊参与到 P.F.C.组织的项目当中。该组织以永续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复兴为工作要义，紧密关注生态文化的发展与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D.a.S.T 开展旧县村计划的项目特点是探索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的恰当衔接。
D.a.S.T 工作坊以开放交流著称，注重交流和开放性，因此在项目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士加入到该团队中来，这中间还包括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等，项目的初步调研根据专业分工将团队成员分为建筑组、景观组、规划组。
在旧县村的项目中，D.a.S.T 团队主要是为村民提供外来的技术和国内外成熟的环保经验等，制定项目的详细景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方案，提供项目规划、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营，并在建造的过程中为村民提供长期援助和资金提供的角色。为保护旧县村的历史建筑，D.a.S.T 团队还成立了 D.a.S.T 基金会，还与旧县村集体共同成立中外合作经营公司，该公司的分红作为基金会资金自主古建筑修复、管理艺术家村和工作坊活动。
在该项目的建造过程中，D.a.S.T 工作坊将村民作为参与建设者来定位，让村民参与到修缮建设与村内公益设施建设中，为社区建立社区公约作为管理村务的规章制度，帮助社区进行基础设施的更新。在建造过程优先使用本地村民，工费以不低于本地价格设置。
公共空间部分，D.a.S.T 工作坊以 30 年租期每亩 300 元/年的租金，租用了村内一块靠山的田地及山边荒地建设“二月下”花园。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D.a.S.T 工作坊获得了旧县村测绘图和地形图，2007 年在阳朔县城建局测绘队的帮助下对旧县村村落进行平面图的测绘。在建造公共空间中，D.a.S.T 团队从中国古典园林中获得灵感，完全尊重真实的现状景观，将对环境的阅读作为人文主题来引导概念规划，并以围合花园边界，便于安全管理的方式进行建造。在原本的田地上，设计师将保持田地中的耕种，将保持现有传统的耕种方式和耕种品种，建造成观光农田，以促进旅游经济。
在旧县村的历史民居改造的过程中，D.a.S.T 团队在租赁历史民居的时候与村民发生了冲突。由于历史原因，历史民居的所属权涉及几代、十几个人，以及周边商业投资行为而造成旧县村村民在与 D.a.S.T 团队租赁历史民居时，将租赁价格抬高至 D.a.S.T 团队无法承受的范围，使得该项目在建造的过程中有所怠慢。
为解决此问题，D.a.S.T 团队和村民们商议后决定，以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共同组建“阳朔旧县生态旅游及古村落保护合同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经营目的在于以花园农村、国际艺术工作坊、研讨会中心的概念来开发旧县，创造独特的旧县形象以繁荣旅游产业，发展基人文类型的的旅游项目，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当地物质遗产，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及提高生活水平。在修建历史民居的合作方式中，村民将与合作共识之间专门签订为期 30 年的合同，以共同盈利为目的，由 D.a.S.T 团队及基金会出资修复、使用和管理共同建造的历史民居。在建造过程中，村民们将参与建设改造中。且在材料与技术上将使用当地传统的材料与技术，使用可持续技术建造房屋。
在该项目建造顺利进展时，D.a.S.T 工作坊也对旧县村的周边村落的自发建设行为进行了研究，以对后续保护复兴的项目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村民们来进行民居自发新建时会选择与历史村落协调一致的色调，但在某些建筑元素上未延续历史建筑风格，如立面型制、材质、门窗等方面。在选择立面型制上没有统一，导致景观杂乱无章，而且在建筑层高中并没有统一的高度，有部分建筑违反建筑限高两层半的规定，村落整体景观布局混乱，缺乏污水与垃圾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导致生活环境恶化、整体景观破坏。造成这写现象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政府没有详细应对该种情况的历史保护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居民没有保护历史建筑的意识而造成该现象的发生。
为解决这一矛盾，D.a.S.T 工作坊制定了关于旧县村保护与复兴规划的工作框架统筹规划一系列的保护性修建活动，通过规划的建设活动，使更多建设资本输入本地，提高村民的就业就会，使本土传统工匠与传统建造技术得以延续，开发旅游市场，通过利益激励的方式鼓励村民摒弃以往毫无章法的建设行为，按照统一规划协调民居建设活动。并提出加强与当地居民的信息沟通，通过反复交流统一价值观，帮助村民在实现旧村更新的同时获得附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D.a.S.T 团队对旧县村进行民居保护规划设计工作上面，进行了对历史民居和当代民居进行了分析，其目的在于找出旧县村民居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寻找出创新的延续旧县村民居建筑的合法途径。按照建筑的型制特征，提出了四种保护性修建的设计范式，即夯土民居修复、明清砖墙民居修复、当代民居改建、新民居设计。让居民可以参照其设计范式进行对历史民居的修复和新民居的建造等进行保护建设，并且 D.a.S.T 团队会以资金补助的方式协助村民建造房屋。
旧县村的村民在该项目中主要是建造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在 D.a.S.T 团队提供的技术指导下，通过自发性修建（新建）建筑，创造与旧县整体风貌相协调的建筑及景观。
并在 D.a.S.T 团队的指导下自发建立民间工作坊，为更好的发展旧县村建立可持续发展路线。在与 D.a.S.T 团队的共同协商下，共同建立了阳朔旧县生态旅游及古村落保护合同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参与管理村集体内的各个项目，共同维护村集体以及自身的利益，而村民可以在该公司的项目中获得红利，并接受 D.a.S.T 团队的关于保护历史建筑的教育培训，共同保护复兴旧县村中的历史建筑，为旧县村的发展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在旧县村改造的项目中，政府作为一个协助和协调的角色，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行政执法和项目协调。在 D.a.S.T 团队需要相关的规划信息时，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料，如旧县村测绘图纸资料。在旧县村保护复兴规划项目开展时，优先为团队及村民安排相关的古建筑保护和涉农资金，并支持鼓励村民主导的社区自发性建造。
在社会公益组织 D.a.S.T 团队还没对旧县村项目进行保护规划时，村民们尚未有对历史建筑进行规划保护的意识，并且无意识的对历史建筑进行破坏，而村落中的主要生产力量都涌向城市发展，留在村中的中老年人依靠耕作为生，使得旧县村逐渐变成空心村，历史建筑从而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在该项目进行的两年中，D.a.S.T 团队集中多方力量，共同为旧县村历史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设进行探索。动员旧县村村民自发建造、保护复兴历史建筑，并让村民参与到建造过程中，村民可以在建造的公共项目中获取利益并为保护历史建筑出力。
D.a.S.T 团队对旧县村历史建筑进行保护规划时，村民们十分支持项目的进行，从而村民们也开始意识到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在 D.a.S.T 团队于村民的沟通交流中，双方决定共同建立中外合作公司，该公司以 D.a.S.T 团队的核心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以公益事业的方式对旧县村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进行保护、修建，并指导村民在建造新民居时整合旧县村的建筑风貌进行建设，共同维护旧县村的历史建筑风貌。
本周对社区自发性建造不同主体进行分类说明，并描述其在社区自发性建造中的作用。结合了成功的案例，具体分析多元共同体不同主体的作用及合作伙伴关系，其在社区自发性建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对社区自发性建造引导的重要性。
本文节选自《社区自发性建造的公共性及管控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7
